数年前，瑞安评选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，我忝列搜集史料者之末。一位领导问我：“瑞安历史上有不少好官、清官吧？”但未等我回答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此事以后再议吧，这次就别影响评选进程了……”转眼间六七个年头过去了，这个“再议”虽仍未启动，却令我难忘，每想到此，总同时伴有“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它”的自咎。

　　如果一旦再议瑞安历史好官这件事，我相信评议者都会首先想到构筑泥城，亲上城头，驾船抗击倭寇，建造龟山陡门、浦沥，疏深天井垟河，加固温瑞塘河堤岸、修造桥梁（民称“刘公塘”），建梅头堡以防海盗的明嘉靖间瑞安知县刘畿。还有疏浚县城东塘河，积聚河中所挖淤泥为拱瑞山（民称“齐公山”，不受，改现名），促成集云山清水回流县城，提高水质、水位以利城内饮用防火、城郊灌溉，丈量土地，均平徭役赋税的明万历间瑞安知县齐柯。他们不仅在任时受到百姓赞扬，离任后受到百姓建祠等多种方式的怀念，而且在500多年后的今天，温州、瑞安多种报刊上还见到他们事迹的介绍。更主要的，泥城（已圯，留为地名）、拱瑞山一直默默地为之立碑。

　　据瑞安诸本县志记载，瑞安历史上除刘、齐两位县太爷外，还有多位值得一提的好官。当然对于他们也应该让其回到原来的时空中去，不要勉强给他们穿西装或牛仔裤，更不是肯定他们整个一生，只是“择其善而从之”而已。下面随手简述另外几位好官简况：

　　——比刘畿早8年任瑞安知县，离任后又与刘畿一起被列在“双受祠”的王士翘。他到任后就规定下属胥吏衙卒不得舞文弄墨，牟取私利，扰乱百姓。接着是在衙门内竖立《瑞安县治题名记》（历任县衙主要官员姓名）和《县学科贡题名记》（历次科考举贡者姓名）二块石碑，让大家评论，官员中凡“辟福乃民”者，学人中因真才实学及第者“名之荣也”；反之，“不忠其君，厉其民者”和“忝列科贡者”（通过不正当途径窃取功名）“名之辱也”。提倡官员为民，学人讲求实学的风气，在全县营造舆论监督的氛围。他自己则在薄自奉、勤民事、杜请托、严取予上作出表率。离任前还留下俸银及奖励所得700两银作为修造学宫的工料费。

　　——明正德间瑞安知县秦镒，到任后即从“为政自近（百姓）始”做起，首先革除一批欺诈百姓的胥吏隶卒，扫清县衙的歪风邪气；然后核算百姓负担能力和赋税征收标准，查明牢狱犯人实情等等。8年后离任时，随身所带并无长物，却在瑞安仓库里留下万余担粮食。后来，瑞安人就靠它两次救灾度荒。父老为之建造“遗爱亭”作纪念。

　　——明嘉靖瑞安主簿贾韶，断案公允，尤重治安，当时有“夜不闭户”之誉。后来兼代理泰顺知县时，遇大饥荒。在紧急情况下，他不顾被上司撤职治罪，率先开仓赈济灾民，然后报告上司。上司责备他时，他说：“百姓性命悬于旦夕，等到上司回复，恐会出事！”后死在瑞安任上，民为之立哀思亭，列祀名宦祠。

　　还可以再举些例子，但他们的事迹除具体细节不同外，在“奉公、爱民、循法、自洁”等方面的当官、做人要旨都大体相同，所以不再赘述了。

　　公元前2世纪，司马迁就在《史记》的70列传中专门列了“循吏”和“酷吏”两传，并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以上两种吏作简要说明：循吏者，“奉公循理”之吏；酷吏者，“以严刑峻法残虐百姓”之吏。22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太史公所论和近千年来民间塑造的“包青天”的形象，仍作为华夏文明、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铭刻在人民心碑中。

　　那么，我想：六七年前的“再议”是否可以（或以其他什么好方式）再着手起来呢？